ChongMingS.COM崇明網訊 林先生、沈先生等人本在睿騁信息技術（上海）有限公司擔任游戲設計的工作。去年7月，公司開始欠薪，直到今年，他們才好不容易拿到了去年就該拿到的工資，但今年的工資又沒著落了。他們還遭遇了社保欠繳、個人險入征信黑名單等問題。他們中的一員與企業對簿公堂，企業卻又避而不見。無奈之下，他們只能走進本報，希望尋求幫助。

林先生、沈先生和陳小姐等5人先后于2013、2014年進入睿騁信息技術（上海）有限公司工作。作為一家從事網頁游戲、手機游戲自主開發，代理運營的高科技企業，公司在與他們簽訂勞動合同伊始，就承諾他們每人平均1萬元左右的月薪。“這個薪資其實在游戲行業里屬于中等水平，算不上特別高。”但是因為公司人事告訴他們，公司正在準備一個與海外公司合作的游戲項目，因此他們覺得這家公司的前景很好，能夠一展自己的抱負。

剛工作的幾個月里，林先生并沒有覺得有什么異常，“公司雖然規模不大，20多人，但是大家也都和和睦睦的，平日里同事之間的感情也特別的好。”可是讓人沒有料到的是，2014年7月的一天，公司老總突然通知他們，公司需要搬址了。“那時候同事間還開玩笑說，是不是因為公司業務的需要，搬到了更靠近市中心的辦公樓，方便辦事。”但是到了8月，他的工資卡里并沒有收到上個月的工資。“有的同事去問了主管，主管說公司上個月忙著搬址、和其他公司搞合作，就把工資這事給忘了。”主管的這一說法讓他心生懷疑，搬個辦公樓難道能影響工資的發放？工資這種每個月慣例的行為難道還能“忘”了？是不是公司遇到了什么問題？

林先生的這一懷疑隨后得到印證：2014年8月至2015年1月，短短半年的時間內，林先生和他的大多數同事再也沒有收到過一筆工資，社保也沒有再繳納過。為此，林先生和沈先生屢次找到自己的主管和公司負責人成先生討要說法，得到的卻是統一的回復：“公司正面臨一些資金狀況，待股東協商后會補發欠你們的工資。”對于公司的這個回復，林先生不能理解：股東協商？這難道是要解散公司？“其實，要不是我當時手頭上還有一個對外接口的游戲項目在跟進，我肯定就辭職不干了。”出于對項目負責的想法，他并沒有在當時即刻提出解除勞動合同的想法，但是他也不停地催促公司負責人，希望他們能夠盡快地還清拖欠的工資，“據我所知，當時90%的員工多多少少都有被欠3個月到6個月不等的工資。每個人平均1萬元左右的月薪，算起來也有百來萬元的工資總數吧。”

2015年2月13日，林先生等人終于收到了公司打來的所欠工資：“雖然是晚了一些，但總算還是等來了。”公司補發工資行為拉回了以林先生為代表的部分員工的信任。

雖然林先生等員工重拾了對公司的信心，沒有提出與公司解除勞動合同的要求。但是欠薪的情形又發生了。2015年4月，因為連續2個月沒有收到工資，沈先生向公司提出了解除勞動合同的要求：“我也沒想要其他，只想拿到我這2個月的工資，然后離開公司。”

他告訴筆者，其實在2014年的時候，部門主管就曾“提醒”過他，公司的資金出現了一些問題，“主管通知我說一些手上的項目都可以暫停下來了。我問他為什么？他反問我一句：‘沒錢做什么項目？’那個時候我就察覺到了公司運營上的異樣。”2015年4月的一天，沈先生提出了解除勞動合同的要求，負責人告訴他，公司碰到一些運營難處，工資會盡快打給他。“當時我就問了這個‘盡快’到底要多久？他們還是一味地敷衍我，說過了這段時間就會給了，讓我不要急。”無奈之下，沈先生離開了公司。

離職后的沈先生通過和同事們的交流得知，公司里已經有不少人離職了，但是與他一樣，也都沒有拿到工資。“我兩個月的工資加起來也要2萬多了，這對一個運營著的公司而言，確實不是一個太大的數字。但對我一個普通職工來說，真的是一筆很大的數字。”為了等這筆工資進賬，這段時間他幾乎是閑在家里。后來，他找到新的工作，卻發現了一個新的問題：公司遲遲未給自己繳納今年的社保，同時自己的社保也未從公司里轉出。“我去查了一下自己的社保記錄，發現從今年3月份開始，就沒有給我再繳過社保了。這也就算了，這點錢我可以自己繳。但是我4月份就已經與公司解除勞動合同了，他們怎么連社保都沒有幫我轉出呢？”

于是他在2015年8月向浦東新區勞動仲裁提出了申請。筆者在他的仲裁申請書中看到：“請求被申請人向申請人支付未支付的工資24000元（自2015年2月至2015年4月止）。請求被申請人為申請人補繳自2015年2月至2015年4月的社會保險。”當筆者問到他仲裁結果時，他表示：“不要說結果了，連人都沒來。”

原來，在沈先生提出申請勞動仲裁后，仲裁委給睿騁公司發去通知，希望相關的負責人以及法人代表能夠前來調解。可這份通知書如石沉大海，再也沒有得到

回復。睿騁公司的法人代表和負責人遲遲不露面，這讓沈先生沒了辦法：“我也找不到他們（公司負責人），仲裁也找不到他們，我的工資該怎么辦？”

除了拖欠的工資以及未繳的社保之外，讓林先生、沈先生更為煩惱的是他們個人所得稅的問題。他們告訴筆者，稅務局通過電話聯系到了公司前財務，要求把今年6個月所報工資的個人所得稅交齊。

“我們公司的工資一般都是一月一報的，然后個人所得稅是集體一起繳的。”作為公司的前財務，陳小姐表示公司“停薪”之后，個人所得稅的繳納成了很大的問題。她告訴筆者，公司今年3月開始一直沒有發過薪水，但是向稅務局的報稅工作卻一直在進行。2015年5月，她接到了一個來自稅務局的電話：“對方通知我說，如果再有不繳納個人所得稅的行為，那么就會被納入征信黑名單中，影響到所有人出國、學習、工作等一系列的個人信用問題。”談到個人所得稅的問題，林先生也告訴筆者：“我們也想過自己去繳稅，這樣就避免個人信用被納入征信黑名單的問題了。但是稅務局我們都跑了好幾遍了，人家告訴我們這個是集體工資的稅，是綁定在一起的，沒辦法個人單獨繳。”這筆個稅雖然不是一個大數目，但林先生表示公司既然有報稅的行為，那么就有義務幫他們繳納個稅。

面對公司拖欠的工資、未繳的社保和個稅，林先生、陳小姐等人都對公司死了心。他們目前都預備找些零工以謀生計，但當問到為什么沒有解除勞動合同時，他們表示現在勞動關系存續期間都找不到老板，討不到工資，要是解除了勞動關系，工資更是沒了著落。“那為什么不走法律程序呢？”他們覺得有沈先生仲裁失敗的例子，即便自己選擇走法律途徑，最終也有可能不了了之。

筆者幾次撥打公司負責人成先生的電話，但是成先生的電話始終處于無人接聽的狀態。筆者根據林先生提供的地址，找到辦公大樓。前臺告訴筆者，沒有提前預約無法進入辦公樓。輾轉之下，筆者又聯系到了成先生的助理，并把相關事宜告知，希望她通知成先生。

一周后，筆者再嘗試撥打成先生的電話，終于聯系到他。成先生表示，公司運營出現問題是在所難免的事情。他也正在嘗試各種方法還清這筆欠著的工資。“欠薪這件事情也不是我主觀故意造成的。”

他表示，在籌辦公司之初原本準備2000萬的啟動資金，可是在剛投入了500萬后，原始股東對于公司所涉及的游戲行業前景就不看好，因此就不再繼續投入。這也就是員工沒有拿到自己工資的原因。“當然，我也很為他們著急。

畢竟欠薪這種事情對他們、對公司都不是什么好事。”在成先生與其他公司的協商下，這才又獲得一筆資金的注入。而這筆資金也被用在今年2月，償還員工2014年下半年的工資上。

“現在公司的項目已經全部停止了。我也在積極地尋找可以合作的公司，看看能不能進行重組，把公司原有的一些資產變賣后，再來填補員工工資的這個漏洞。”他告訴筆者，自己準備在5-6個月內逐一還清職工的工資，“我也知道大概還欠10多人的工資，等公司重組完后我會一一還清的。”

另外，成先生表示，自己已經在9月底的時候把員工們的社保全部繳齊了，“我已經在國慶前幫他們把社保給繳了。這也是我個人先墊出的一筆錢。至于工資真的是要等公司重組完后才能付給他們了。”

聽到成先生的這番回應，林先生覺得十分無奈：“千萬不能相信他的話”。他告訴筆者，他在今年4月時曾私下找過成先生，想討要工資，結果得到的回復是：“8月份公司就會有錢進賬了，到時候就能給你們補發工資了。”“你看，到現在都10月份了，不僅沒有工資打來，甚至連他人也找不到了。”

無獨有偶，8月份申請勞動仲裁的沈先生表示，對于成先生的說辭他已經不相信了。“如果真如他所說的，那么仲裁調解、開庭的時候他為什么沒有和法人代表一起出現？為什么在私下告訴我‘下個月會給的’。”他覺得，成先生每一次的回應其實就是在不停地拖延、回避問題。“只有他把工資給我，我才會相信他的話。”

至于成先生說到的9月底已經幫員工把社保給繳齊了的事，林先生更是覺得子虛烏有，“所謂繳齊，不是我們的社保，而是我們的個人所得稅。稅務局打來電話告訴我們說，我們10多名員工的個稅都已經繳了，不會再影響個人的征信記錄。”即便如此，林先生還是覺得成先生個人的誠信已經沒有了，“他一拖再拖的行為，完全就是在消耗我們對他的信任。”

上海唐毅律師事務所唐毅律師認為，按照國家勞動法律法規規定，勞動者與用人單位締結了勞動關系，簽訂了勞動合同，并提供了正常的勞動，企業就應該按國家法律法規規定，按月支付報酬。

如果企業經營發生困難，應及時告知職工，拿出具體方案和措施，取得職工的理解和諒解，并想方設法籌措資金，發放職工的工資，保障職工的生活。

當然，如果企業拖欠工資的行為長期得不到解決，職工還是要通過正當的法律途徑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職工既可以通過訴訟途徑解決，也可以向勞動監察投訴或舉報等。當然，職工也要保持冷靜，千萬不可做出不理智的行為。

至于未繳社保事宜，由于勞動仲裁與法院不再受理，職工可以向勞動監察大隊投訴或者向社保征繳機構舉報。

遭遇拖欠工資，職工協商無果可有四種選擇

上海紅三權律師事務所袁永斌律師認為，在遇到拖欠工資的情況下，勞動者首先應該摒棄用人單位不付工資就是不對的想法，應該按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我國法律將拖欠工資分成了“無故”和“有正當理由的”兩類以區別對待。如果不明事由地維權，可能帶來不必要的麻煩。《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第五十條規定：“工資應當以貨幣形式按月支付給勞動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無故拖欠勞動者的工資。”根據《勞動部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若干條文的說明》，所謂“按月支付”應理解為每月至少發放一次工資，實行月薪制的單位，工資必須每月發放，超過企業與職工約定或勞動合同規定的每月支付工資的時間發放工資即為不按月支付。實行小時工資制、日工資制、周工資制的單位工資也可以按日或按周發放，并且要足額發放。

此處的“無故拖欠”應理解為，用人單位無正當理由在規定時間內故意不支付勞動者工資。那什么是“無正當理由”呢？哪些情況是有正當理由呢？勞動部《對〈工資支付暫行規定〉有關問題的補充規定》中對于“無故”作了排除性規定：“‘無故拖欠’勞動者工資不包括：（1）用人單位遇到非人力能所抗拒的自然災害、戰爭等原因，無法按時支付工資；（2）用人單位確因生產經營困難、資金周轉受到影響，在征得本單位工會同意后，可暫時過期支付勞動者工資，延期時間的最長限制可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勞動保障行政部門根據各地情況確定。其他情況下拖欠工資均為無故拖欠。”所以有些時候用人單位通過正常途徑暫時延后發放工資，特別是經營狀況不好時，勞動者應該予以諒解。

其次，在排除上述事由后，建議勞動者與單位充分協商。再次，如經協商仍無法解決的，勞動者可以選擇：

一.申請支付令。《勞動合同法》第三十條規定：“用人單位應當按照勞動合同約定和國家規定，向勞動者及時足額支付勞動報酬。用人單位拖欠或者未足額支付勞動報酬的，勞動者可以依法向當地人民法院申請支付令，人民法院應當依法發出支付令。”

二.向勞動監察大隊投訴。《勞動合同法》第八十五條規定：“用人單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勞動行政部門責令限期支付勞動報酬、加班費或者經濟補償；勞動報酬低于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的，應當支付其差額部分；逾期不支付的，責令用人單位按應付金額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標準向勞動者加付賠償金：（一）未按照勞動合同的約定或者國家規定及時足額支付勞動者勞動報酬的。”

三.申請勞動仲裁。根據《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發生的下列勞動爭議，適用本法：（五）因勞動報酬、工傷醫療費、經濟補償或者賠償金等發生的爭議。”

四.解除勞動合同。《勞動合同法》第三十八條規定：“用人單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勞動者可以解除勞動合同：（二）未及時足額支付勞動報酬的。”因此，如果用人單位出于主觀惡意拖欠支付工資的，勞動者可以主動提出解除勞動合同并要求用人單位支付經濟補償金。

袁永斌律師認為如果碰到公司老板逃匿或者拒不執行的情況，可以通過司法途徑解決。首先，假如沒有可供執行的財產而老板又拒絕履行法院的生效判決，那么老板會有逾期還款等負面信息記錄在個人的信用報告中并被限制高消費及出入境，甚至有可能會被司法拘留。

其次，在有能力而拒不執行的情況下，那么老板有可能構成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根據我國《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條之一規定：以轉移財產、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勞動者的勞動報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勞動者的勞動報酬，數額較大，經政府有關部門責令支付仍不支付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造成嚴重后果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有前兩款行為，尚未造成嚴重后果，在提起公訴前支付勞動者的勞動報酬，并依法承擔相應賠償責任的，可減輕免除處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