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ongMingS.COM崇明網訊 近日，上海靜安區法院審理了一起“達達”配送員彭某狀告保險公司的交通意外傷害險案，彭某起訴要求保險公司支付傷殘賠償金2萬元、醫療費用4萬元、意外住院津貼1000元。經過庭審法院判決保險公司理賠彭某保險金6.1萬元。

這是本市首起成功獲賠的“配送員補償綜合保險”案件。雖然彭某最后的勝訴為自己爭取到了權益，但并非所有配送員都像他這么幸運，彭某的經歷引發了業界對網約工人身安全的又一次探討。

案情回顧

“達達”配送員投3元保一天

外來打工仔彭某，于2015年8月15日注冊成為“達達”網絡平臺APP注冊用戶，成為有資質的“達達”配送員。2016年6月29日，彭某通過“達達”手機APP向某保險公司投保“配送員補償綜合保險”。合同約定：保障范圍在服務過程中發生的意外及個人責任事故；保險期限1天(2016年6月29日00時起至2016年6月29日24時止)；保險限額意外傷殘20萬元、意外醫療費4萬元、意外住院津貼100元/天(累計限額1000元)等；保險地域范圍系配送員接單地點至派件結束途經路線。手機APP“保險購買說明”頁面顯示，“為了保障各位達達配送過程中的安全，請各位達達配送員在接單當日購買一份保險，保費3元/天。保險公司承保內容黑體字顯示，保險人不承擔保險責任：投保人未在執行配送業務時發生的意外條款。若“達達”配送員當天不想接單的話，則無需購買當天的保險。至于賠付比例，按傷殘等級來確定，十級傷殘賠付10%。

配送員摔傷理賠不成起爭議

根據“達達”網絡平臺記錄，彭某于當日8時51分開始接單，陸續完成多起配送訂單，13時38分他完成本市商城路某商家訂單后，于13時46分又接受本市南泉北路另一商家訂單卻未完成。當時，彭某駕駛電動車在嶗山路進張揚路南約30米處，因案外人王某未走人行道，彭某為確保安全躲避王某，發生傷害事故，造成右鎖骨及多發肋骨骨折入院治療12.5天，共支付醫療費5萬余元。經鑒定，彭某構成十級傷殘。經浦東公安分局交通警察支隊認定，事故時間為2016年6月29日13時45分，彭某承擔事故次要責任。同年7月18日，經浦東新區交通事故民事損害賠償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彭某與案外人達成調解協議：案外人一次性賠償彭某損失5萬元。事故后彭某向保險公司報案并申請理賠，因被拒絕遂起訴至法院。

對待理賠投保雙方有歧義

2017年3月末，彭某向法院訴稱自己是“達達”網絡平臺注冊會員，在2016年6月29日當日購買保險公司承保的個人意外保險，保單載明保險期限從當日0時至24時。因當日13時45分許，自己在送單途中發生交通事故。導致多處骨折構成十級傷殘，要求獲得保險理賠。

彭某認為，保險期限是一整天的24小時內，整個工作流程都是保險期間。配送員與“達達”平臺是松散的關系，在該平臺注冊后，通過網絡購買保險后每天等人下單，眾“達達”配送員通過手機APP購買保險和在該平臺上搶單，報酬是以單計酬。保險公司則表示，對彭某證據及傷殘賠償金和意外住院津貼的金額無異議，認為醫療費已包含在案外人的調解賠償中。根據“達達”網絡平臺后臺記錄的訂單時間看，彭某接受訂單時間是“13時46分40秒”，而意外事故發生在“13時45分”，即發生在“投保人未在執行配送業務時”，不屬于保險約定的保障范圍。保險公司認為，在兩單配送業務量之間，并沒有配送業務，不屬服務過程即不屬于保險理賠范疇。在手機APP“保險購買說明”已對免責情形作了提示和說明，需要在執行配送業務中發生事故，因此，對彭某的訴請不予認同。

法院判決配送員勝訴

審理中，法院向達疆網絡科技(上海)有限公司(“達達”網絡平臺運營商)查詢涉案投保情況。該公司回函：彭某參加網絡平臺培訓包括保險條款、購買說明及理賠流程；公司提供平臺協助保險公司展示保險條款；配送員購買保險時，可自行通過手機APP在“個人中心”或“更多幫助”項目下查閱保險條款和理賠說明。對此，彭某認為，在培訓中無“保險購買說明”等材料提供，實際購買時也未要求強制閱讀且告知主體是網絡平臺，而不是保險公司。而保險公司則認為保險條款等已通過網絡平臺作了告知。

法院認為，首先，彭某向保險公司投保，雙方系保險合同關系?！斑_達”網絡平臺運營商達疆網絡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與保險公司是保險業務合作關系。網絡平臺運營商通過手機APP在“購買保險說明”頁面及“個人中心”、“更多幫助”選項中對保險合同內容作了展示，說明網絡平臺獲得了保險公司的授權。其次，彭某是配送員投保“配送員補償綜合保險”，以此來保障自己的工作安全保障。從彭某當日接單情況和意外事故時間地點看，事故記錄的時間在平臺接單時間是處短暫間隙中。根據配送工作性質分析，應該要有合理往返時間，故法院認定涉案的意外事故發生，仍屬配送服務過程的合理范圍內，應屬于保險合同約定的保障范圍。再次，根據保險法的規定，對免責條款保險人在訂立合同時應當作提示并明確說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確說明的條款不產生效力。雙方爭議的“投保人未在中心配送業務時發生的意外”，在使用手機APP購買保險中，該條款采用了黑體字，但在投保流程的設置上并未要求投保人強制閱讀或閱讀確認，從其他選項或鏈接查閱保險條款內容也無此相關約定。保險公司雖有提示前述的告知方式，但未達到法律規定明確說明的要求，該免責條款不產生效力。最后，對于醫療費用的異議，彭某確認交通事故系案外人主責，所調解的賠償金額在保險范圍之外，而保險公司所抗辯的醫療費用，有案外人已做賠償缺乏證據，遂法院判決支持了彭某的訴請。

同類案件異地判決結果不一

彭某最終成為上海首位理賠成功的“達達”配送員，應該說，他是幸運的，因為和他有著雷同經歷的馬某，在杭州遭遇意外傷害事故時，其家人卻沒有享受到理賠。兩地的判決有著完全相反的結果。

時間回到2016年5月25日，從河南到杭州打工的馬某，通過“達達”網絡平臺向保險公司投保“配送員補償綜合保險”。合同約定：保險范圍在服務過程中發生的意外及個人責任事故；保險期限同樣為1天(即2016年5月26日00時起至2016年5月26日24時止)保險限額意外死亡20萬元等；保險地域范圍，配送員接單地點至派件結束途經路線，等等。馬某于26日晚開始從網絡平臺接單，網絡平臺顯示當日19時54分、20時44分接單，分別于20時38分、22時48分完成了兩單服務，后一單配送商家地址在杭州西湖區文二西路38號、收貨人地址“東航云逸酒店”。

5月27日00時05分，當馬某駕駛電動車返回，行駛在S30杭新景高速公路連接線之江大橋延伸段往濱江方向250米附近，與案外人駕駛的小型轎車發生碰撞，送醫院搶救無效后死亡。浙江省公安廳高速公路交通警察總隊杭州支隊五大隊認定，馬某應承擔事故的主要責任。

2017年4月中旬，馬某父母及妻兒以原告身份將同一家保險公司告上法院，請求判令支付馬某身故保險金20萬元。馬某家人訴稱，身為“達達”網絡平臺注冊會員的馬某，于2016年5月26日通過“達達”網絡平臺接單，并按照規定購買了該保險公司的專門保險，由網絡平臺代扣保費3元。當晚馬某完成配送后發生交通事故被撞身亡。但保險公司拒絕對馬某家人的理賠，請求法院判決支持。

法庭上，該保險公司辯稱馬某最后配送服務訂單在26日22點48分完成配送，而交通事故發生在27日0點5分，已超過了保險閱讀的服務范圍和時間范圍，對馬某家人之訴不予認同。法院認為，馬某與保險公司簽訂的保險合同合法有效，雙方約定的保險期限為1天(2016年5月26日00時點起至2016年5月26日24時止)。而馬某的事故在次日凌晨00時05分發生，超過了保險約定期限5分鐘，不符合保險期限的約定。馬某家人的訴訟請求，無合同依據，遂法院一審判決對馬某家人之訴不予支持。

現象調查

大多數網約工是“無保戶”

近日，勞動報記者偶遇一位“達達”配送員小哥，便問及是否配送員要強制購買每天3元的保險。得到肯定的答案，購買保險可保一天，若不購買該保險則無法在網絡平臺搶到配送業務單，這也是能否成為“達達”網絡平臺注冊會員的條件之一。盡管雙方對“投保人未在中心配送業務時發生的意外”免責適用，在使用手機APP購買保險中采用黑體字，但在投保流程的設置上并未要求投保人強制閱讀或閱讀確認，明確配送員哪些行為及時間段屬免責范圍。

“達達”配送小哥的爭議只是數以萬計的網約工面臨的諸多權益中的一個縮影。事實上，在日常生活中，打車、叫外賣、美容、遛狗、保潔、維修家電，甚至找大廚上門做一桌好飯菜……不經意間，這些傳統生活服務統統上了互聯網。值得注意的是，不斷擴容的“互聯網+”催生出了一大批名為“網約工”的新型職業，根據第三方的研究報告，預計到2020年，在共享經濟領域內提供服務的人數有望超過1億人。

然而，另一個現象是，目前互聯網平臺企業的管理似乎并沒有跟上“網約工”發展的速度。勞動監察部門在網約工權益論壇上就曾透露，就他們目前接觸到的情況來看，所涉及的互聯網平臺企業大多為了縮減人力成本，以“商業合作”等方式，讓“網約工”多勞多得，雖然在形式上，企業與很多“網約工”表面形成了雇傭關系，但卻會通過簽訂合作協議，并遵循合作流程、不干預具體過程等方式規避標準勞動關系的相關屬性。由于互聯網平臺企業對勞務提供者實施了一定程度的管理或規范，大多數企業存在擔心被認定為勞動關系的情形。具體到每個“網約工”身上，就體現為“網約工”雖然通過互聯網平臺獲取信息、提供服務，但絕大多數勞務提供者沒有繳納社會保險，一些互聯網平臺企業也沒有為勞務提供者購買意外傷害相關保險，這并不利于勞務提供者抵御服務過程中的職業風險或意外傷害。

專家建議

意外保險無法替代社保

目前大多數的網約平臺都沒有與網約工簽訂勞動合同，也沒有相應的五險一金保障，這也就意味著數以百萬計的網約工在工作中發生事故時，得不到工傷賠償和醫療保障，等他們老了退休時也拿不到養老金。由于他們的身份在法律上處于模糊地帶，一旦發生勞動糾紛，則無法得到法律的完整保護。社保專家張佶透露，據他了解，目前活躍在市場上的數以百萬計的網約工有社保的極為少數，做得好一些的平臺會通過購買商業性質的意外保險來轉嫁風險，但意外保險并不能替代社保。“平臺為什么要回避勞動關系，其目的就是要縮減人力成本，既然如此，平臺企業就不可能花大價錢，為網約工購買好的保險產品。即使是比較好的商業保險，與社保相比，還存在理賠門檻較高等不足?！睆堎ミM一步分析，社保中的工傷保險是無過錯賠付，即不追究意外事故中當事人是否存在過錯，一旦認定工傷，社保基金給予的不僅僅是傷殘補助及醫療費報銷等待遇，還包括后期的就業和醫療補助，相較于很多商業保險的一次性理賠，社保有著更完整的保障。從上述兩起“達達”配送員的理賠經歷就能看出，社保對職工的保障非普通的意外保險所能覆蓋。

重視網約工權益助推“互聯網經濟”發展

“網約工”是科技創新與時代進步的體現，且這種工作模式具有自主性、獨立性、經營性等特點，但是，基于勞資雙方法律意識不強、相關法律機制不健全等原因，網約工勞動爭議也隨之浮出水面。網約工數量巨大，事關“互聯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乃至社會穩定，其權益保障不可忽視。

至于如何保障網約工的各類權益，上海林峰律師事務所主任林峰律師建議，作為一種新工種，需要對其合法權益進行全方位保障。一是要厘清“網約工”勞動性質。對“網約工”與平臺之間是否存在勞動關系，需要有明確的說法?！熬W約工”從最初的網約車司機起步，逐步發展到方方面面，并且伴隨著時代的發展，還會不斷擴展，這就需要相關法律法規對這些用工關系給予明確規定。

二是對于互聯網平臺而言，也應該完善自身的用工管理辦法。無論是簽署合作協議，還是簽訂勞動合同，均應遵循依法的原則。當“網約工”出現權益受到侵害時，應依法解決；在無法律支持的情況下，也需要多一些“人道主義”的處理辦法。因為，互聯網平臺作為“東家”，這些“網約工”還是處于弱勢地位的，多些人情味兒也是留人之舉。

三是充分發揮工會組織的作用。隨著網絡用工規模的不斷擴大，這也就需要工會組織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不斷擴大工作覆蓋面，將網約工這種新型的靈活就業者也納入工會體系中，借助工會力量維護其合法權益。比如，通過將這些“網約工”組織起來，推動行業性集體協商、完善行業工時及行業勞動保護標準等，以呵護其勞動權益。

當然，作為“網約工”自身，也應增強法律意識。比如，如果與平臺是勞動關系，就有權利要求與平臺簽訂勞動合同；如果雙方是業務合作關系，也須簽訂協議，并通過平臺或者自己購買保險等方式，來保障自身合法權益。

林峰還認為，毋庸置疑，“網約工”這一勞動模式會不斷延伸，唯有多方努力，“網約工”合法權益才能得到有效保障，并助推互聯網經濟的向好發展。